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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福利制度是难以改变的，因为欧洲国家可支配收入都比较高，希腊到目前为止家庭可支配收入4.4四点四万四千一百欧元，如果实行紧缩政策是减少5500欧元，还有39000欧元可以支配。

目前，面对世界经济和WTO谈判的灰暗前景，亚太一些中小国家推动发起，后来被美国接过来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等所谓高级或者高质的自贸协定，是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新动向。进入WTO10年后，亲身体验了关于规则的国际政治，中国应该总结出一些处理规则的国际政治的基本教训。

中国不必投入更多的资源到现存国际经济制度中，而是发挥自身的国家作用，如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正因为如此，那些跑到北京游说中国参加更多的国际组织的外国要人，一再声称，现行规则的有效性，或曰全球治理，有赖于中国的参与。让中国等后来者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形成中，只做贡献（承担责任），不获得实质性的更大决策权。而若是加入这些协定，则势必面对处在经济衰退中的美国，借助其军事强权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压力。金砖合作机制目前还难以根本冲击西方的主导性，这个机制因为多种原因很脆弱。

进入 庞中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WTO 。认定或者故意说中国是搭便车，有助于减缓中国加入现存国际组织对现存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冲击。这样，农村经济就活了，小城镇的经济也就活了。

这是因为，战后，西欧经济因遭到破坏，需要重新建设。这里有发展前途、有提升机会，那里没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这是一个大问题，会造成就业不均衡，就业不均衡进一步造成收入不均衡，收入不均衡就造成生活不均衡，生活不均衡了，那下一代也就处在不平等的起跑线上了。历史上有两次教训：第一次是公元前四世纪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控制了希腊以后，渡海攻打波斯帝国，波斯帝国被灭了，波斯帝国王宫中的金银宝藏都落在了亚历山大手里。

这些钱到民间以后，造成了消费品价格上涨，连续一百年都是通货膨胀，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但要尽可能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转为中等收入家庭。

什么叫二元劳工市场？就是说，市场分上等劳工市场和下等劳工市场，上等劳工市场的职业是好职业，下等劳工市场的职业是坏职业。低收入者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是高的。家家都要重新盖房子，买汽车，这样，消费有了，再加上投资，二者并重是可以做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经济工作重点确定在拉动内需方面，这是一项极有针对性的决策。

什么叫可以住校？就是说，如果你有亲戚朋友住在乡镇所在地，或者家住在乡镇所在地，可以住校，也可以走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做到长期增长的稳定性。如果一时突击提高民间消费能力，比如，靠政府发钱，靠向其他国家掠夺，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可是，当时年轻的瑞典经济学者米尔达尔，跟他的同事一起向瑞典政府提交了一个报告，认为解决瑞典的社会问题必须先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具体政策是大盖平价房出售、大盖廉租房出租，让人人有房子住。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要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扩大民间消费能力，使供给和它相适应，这样才会出现一个稳定发展的状态。我曾到一些地方考察，有些地方正在拟定规划：村里不办小学，只办幼儿园，或者一般的小学也有，但都是低年级的小学，因为孩子太小。

不是靠一时突击，就能提高民间消费能力的。好职业和坏职业区别在哪里？工资这个多，那个少。

六、要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 要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民间消费的一个重要途径。大家一致认为，新古典派是错的，瑞典学派是对的。怎么拉动内需呢？这里谈谈我的看法。可见，用这种方式来花钱，最后造成的是通货膨胀，因为供给没有上去。高中一律在县城办，必须住校。最近几年进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权落实到户，林权证发到农户手里，这样，农民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一、扩大内需主要指扩大民间消费 扩大内需主要指扩大民间消费，也就是说，要提高民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例子？有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二元劳工市场理论。今天的中国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流动渠道堵塞，父母干这个职业，儿子也干这个职业，孙子也干这个职业，父子世袭。

所以，我们首先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投资和消费并重的阶段，然后再到民间消费为主的阶段。提高农民收入，可以通过经营自己的林场、菜棚、果园、养殖场等形式来进行。

另外，好职业数量应不断增加，让坏职业逐渐变成好职业，比如，可以改善工资待遇，提高服务标准，改善工作环境，提供学习机会，等等，这些对增加农民收入、低收入者的收入，都是有好处的。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时候，在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争论，当时主流经济学派是新古典学派，有两位经济学家，一个是罗宾斯，一个是坎南，就如何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他们说有办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就解决了。三、从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民间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其中必须有一个过渡 我们要从现在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民间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其中必须有一个过渡期，如果突然从投资拉动变成民间消费拉动，消费力量还不够，中国经济就会下滑，可能会降到5%，那是不行的是否应该进行收入再分配？是否应该通过收入再分配减少收入差距，从而为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和谐度？不同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可以完全不同，因此，相关的制度安排千差万别。

进入 李稻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改革 。而在欧洲大陆，立法的权力是由政府部门代表国家来实现的。

极端的情况是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凭票供应、按人头分配。权利分配与此密切相关，谁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决定着交易双方如何进行协商，这也是科斯反复强调的。

在此有千差万别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包括日本式的所有权高度社会化控制的模式，美国式的大股东通过资本市场操控的模式，欧洲大陆式的家族控制加政府干预的混合式模式。给定这些社会禀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需要开阔视野，把目光从美国式现代市场制度，扩大到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荷兰）及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地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

问题在于，在不少的讨论中，参与者的个人偏好是隐藏的，辩论的焦点集中在结论上。第一，很多讨论停留在发展与改革愿景的层面，而这些愿景又往往局限于简单的口号式说法，比如，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想一个消费者想从国外直接进口一辆稍微特殊一点的车型（比如手动档的豪华奔驰轿车），这种交易往往不见得能如愿，因为政府在汽车产品的环保、安全等方面是有标准的，进口一个车型需要经过比较复杂的审批程序。一个基本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对于维系经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各地的社会经济禀赋差距巨大，全国一刀切，立法搞改革，即便是所立之法律可以执行，其效果不一定是好的。因此，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今天的改革需要开阔思路，下放权力，由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自己改革的方向，从而以一个分权的、不断演进的改革方式，取代一个自上而下、一刀切的改革方式。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所关注的利益已经相当多元化了。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公众媒体等公开的方式，以及政府分权的方式，来约束政府在法制体系里天然的优势。

同时，不同地区的政府能力也是不同的。我们处于一个有限权威时代，各种力量作用于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